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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应对策略浅议

  随着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此前美国力推的两大贸易协定 TPP 和 TTIP 面临较大障碍,表明全球贸易自由化进入放缓时期。英国脱欧、意大利公投等“黑天鹅”事件频发,更凸显了全球化进程的困境。从历史上看,过去一百年中发生的两次典型逆全球化过程均与经济低迷有较大关系,是各国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寻求自我保护的结果。展望未来,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将使全球贸易规则面临重构。中国不仅要在既有秩序和规则框架内争取更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还应积极推动国际合作,构建更加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近年来,为了促进本国的劳动就业和经济增长,特别是重新塑造新的对外贸易关系和国际秩序,美国先后于 2010 年和 2013 年启动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其中,TPP 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经济支柱,涵盖全球约 40%的经济产出。经过 5 年多的谈判,美国最终于 2015 年 10 月与日本、澳大利亚、越南等其他 11 个国家达成协议。TTIP 则是美国与欧盟之间的自贸协议,如果达成将成为世界最大自贸区。该谈判目前已经进行了15轮,但至今未能就 27 项条款中的任何一项达成共识。

  目前两大协议都面临很大阻力。去年以来,英国脱欧、意大利公投等“黑天鹅”事件频发,更凸显了全球化进程的困境。

  在逆全球化回潮、贸易保护主义加剧的情况下,国际贸易投资格局将出现调整,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将更加复杂。其中,最大的变数来自于美国。

  美国在全球化中发挥了双重作用。在大部分历史时期,美国都是全球化的重要推动者,不仅通过发展信息技术、支持跨国公司发展等加快自身的全球化,还积极推动全球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如率先推进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积极参与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支持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和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等。然而,美国也存在容易将经济问题政治化、贸易保护主义势力不减、在国际经济格局中谋求霸主地位等问题,对全球化进程造成一定阻碍。

  当前,美国仍牢牢把握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权。尽管 2008 年金融危机发端于美国,但美国经济在发达国家中率先复苏,金融体系也得到修复,其经济金融实力不但没有削弱,反而有所增强。美国在国际经济秩序和规则中仍处于主导地位。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遏制中国成为美国制定贸易政策的重要考量。以 TPP 和 TTIP 为例,业界对两个协议的普遍共识是,其战略效益大于经济效益。TPP 具有强烈的地域结盟性色彩,其目的是拉拢亚太地区顺应美国贸易规则的国家,形成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贸易合作圈,从而对抗中国的崛起。而TTIP也是利用了欧洲的战略危机感,希望通过这一协议来巩固欧美战略同盟,限制中国的上升势头。

  在全球贸易规则重构期内,国际贸易投资格局将更加多元化。在重构期内,多边贸易协定的推进难度较大,而各种区域性的自由贸易协定将大幅增加,可能会导致国际投资和生产的转移与重新布局,使得全球产业链、价值链面临重组,国际贸易投资格局更趋多元化。

  长远来看,逆全球化只是各国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寻求自我保护的结果,世界各国全球化的总体趋势不会发生改变。因此,各国都应积极参与到全球化治理规则的制定当中来,通过贸易、投资、监管、宏观经济政策等领域的全方位合作,建立一个更平衡、更稳定、更可持续的国际经贸体系。

  中国不仅要在既有秩序和规则框架内争取更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还应积极推动国际合作,构建更加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推动世界经济早日走出低迷,是对抗逆全球化风潮的根本途径。中国在过去十多年来一直是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近些年来,中国一直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坚定不移地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切实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这些举措和行动为其他国家做出了示范,是推动国际经济发展和新秩序建立的正能量。

  近年来,我国逐步放开资本管制、放宽外资机构准入门槛、完善外商投资管理体制,对外开放的程度和水平不断提高。与此同时,我国正在与主要发达经济体展开高水平的贸易投资协定谈判(如中美、中欧 BIT 谈判),间接推动了国内各项改革进程。长远来看,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高水平的开放标准将更好地保护我国对外贸易和投资,这就要求我国保持改革的动力和定力,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经贸谈判,稳步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

  特朗普主张美国退出 TPP,其对外提供公共产品的意愿有所收缩,这为中国争取话语权、构建更加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留下了空间。中国积极推进亚太自贸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建设“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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